简评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

在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基础的同时，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错误。张志敏在《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思想基础上存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在方法论认识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不懂得“主观”与“客观”间的辩证关系。张志敏在文中引用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旨趣》中的一段话指出，“骤然看去，这一段话似乎表示完全注重于客观的研究，没有毛病;其实正在这里梁先生犯了根本方法上的错误。他的谬误就在于他把主观与客观截然分开”。并指出梁漱溟的理论“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唯物论，即极端的客观论”。梁先生观察事实的方法与科学的观察方法完全相违背。⑤除上述几方面，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具体乡建工作。应该说，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的批判，较独立评论派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尤其是對梁漱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问题上，以及在阶级问题和土地问题上错误的揭示和批判。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也存在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改良与革命问题？中国农村派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界定为“改良主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何来评价这种改良主义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村派的做法是欠全面的。我们不妨举几例说明之。
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是如此评价改良主义的：
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的实际工作是从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一切乡村组织的任务是在维护、复兴并巩固旧的社会秩序;即维护、复兴并巩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经济体系。所以这种组织是反动性质的。①
在这里，孙冶方把一切改良主义不加分析地断定为“反动性质”。
李紫翔在自己的文中是这样评价改良主义的：
怎样从帝国主义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和土地的合理分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与中心。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而是一个不可争辩的真理。一切农村改良主义的哲学家和实行者，显然也是从这历史事实的教训中生长起来的;不过因为害怕真理的实现，害怕中国农村间的彻底解决，所以有意无意地躲藏在温情的改良主义的幌子而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了续命的忠臣了。枝枝节节的农村改良，决不能够挽救农村的破产;同时一切改良工作的本身，不免直接间接去为破坏农村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忠尽力。②
在这里，李紫翔把改良主义断定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工具。
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欲获得翻身解放，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两座大山。在近代中国，一切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如若由于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而由此断定一切改良主义都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这种结论，也是不妥的。
第二，如何全面评价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从根本上讲，企望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来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是否我们指出这一点，就意味着梁漱溟在山东所做工作一无是处呢？在这一方面，中国农村派的评价也有欠妥之处。中国农村派讲到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基本上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如张志敏的《从整个民族经济上观察现在的乡村建设工作》是这样来看待乡建工作的：
统观现在所进行的农村建设，约有建筑公路，改良水利，改良品种，农业放款，合作运销与购买等项。这些建设对灾荒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商品的流通及政府财政的收入，当有一时的效果，但它们不能有裨于民族经济，亦不能从根本上改进农业的生产，因而这一时的效果如果能收到的话，将加深中国之殖民地化及走近最后的破产。
在该文中，张志敏列举了梁漱溟等从事的乡村工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弊端：其一，方便“外资和外货之深入”。认为“农村购买力苟因农村建设而增加，则首先迎接外货;农产品之增加与改良，亦为外资所垄断”。其二，“公路建设本身又增进外国汽车和汽油之输入”。认为“在工业衰落和商业萧条之下，特别努力于公路的建设，不仅其本身增加入超的数字，并替外资加深对穷乡僻壤之搜刮”。其三，因防止水旱灾及疏浚灌溉有利地主垄断土地。认为乡村的改良水利，“结果都要使附近之地飞涨，有资金者乘机争买，并吞当地的土地”。其四，“农业款对于穷困农之榨取”。认为“此为复兴农村之最主要的活动，其实亦即搜刮农村，促进农村破产之最厉害的工作”。同时还认为，“信用合作也并不如理论家们所想象的，是农民自动的互助的组织，而是当地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在城市资本指导下盘剥贫农的机关”。其五，“仓库储押，运销和购买合作，棉业烟叶放款等，都足造成金融资本对于农业生产品之控制”。③在张志敏看来，梁漱溟等在乡村的所有工作，都是只有利于剥削阶级，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这显然过分强调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负面影响。
三、1950年代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在1950年代社会上还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历史上，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曾发生过两次。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第一次批判，是在1938年的延安。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在延安访问了三个星期。访问期间，梁漱溟向毛泽东呈送了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并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肯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批评了《乡村建设理论》的改良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并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①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不仅当面批评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及其理论，而且在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时，还留下了1500余字的批注。這些批注从三个方面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1.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西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分析了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这一认识，认为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不是生活方式，其差异也不是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他写道：“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2.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梁漱溟把中国社会断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并对所谓的“伦理关系”作了解释。梁漱溟认为，所谓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②毛泽东在批注中不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他指出，梁漱溟描绘的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在中国，“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③
3.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企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摆脱中国危机的思想。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因而他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④毛泽东批判了梁氏思想，指出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于革命。他在批注中写道，中国的危机，来自西方的侵略，而要抵制西方的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⑤
应该说，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其中许多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第二次批判，是建国后的1953年。这次批判，起因于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1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接着进行会议讨论。9月9日、11日，梁漱溟在会上相继作了两次发言。他首先谈了自己听了报告的感想，表示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对此深表赞同。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小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进而梁漱溟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对中央提了后来遭致毛泽东批判的三点意见：第一，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的配合，除了政府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其他方面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大家听听。⑥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简评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还对相关的内容感兴趣，请持续关注上海建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