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

3.城市间在转型中形成了较好的分工。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发展的初中期，波士顿由于受到纽约的挑战，在区位上远离西部和南部腹地、商业优势不复存在的背景下，转而发展工业经济，在城市周边建设了洛厄尔纺织城等一系列工业城镇，从而形成了与纽约错位发展的格局。2008年，纽约—纽瓦克—泽西都市圈的制造业占比为5.61%，而其周边的阿伦敦—伯利恒—伊斯顿城市圈、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城市圈、东斯特劳斯堡城市圈、纽黑文—米尔福德城市圈制造业占比则分别为15.28%、14.5%、21.92%和15.56%，由此呈现一种中心服务、外围制造的分工格局。即便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整个城市群均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下，其内部分工也较为明确。
皮·卡斯（Kathy Pain2008，2014）在《印证全球城市区域的中心外围关系：以伦敦及英国东南部地区为例》一文中，通过调研位于伦敦中心和东南部8座城市148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现，在伦敦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东南部地区8个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能力、功能导向和价值层级的不同。伦敦的全球联系性较强，具有人口规模优势，集聚了大量需要面对面交流、非标准化的、复杂性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总部机构。而东南部地区8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数为一些专业性不太强的分支型办公机构，主要是服务次区域的市场需求，它们与伦敦中心的办公机构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互动和知识层面的共享，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4.建设“反磁力中心”，治理“大城市病”。从国外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均存在着核心城市因产业和人口过度集聚而产生的“大城市病”。比如，美国波士华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和英国东南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都存在着人口过度向纽约、东京、伦敦等核心城市集聚而产生的如房价过高、交通拥堵、贫民窟与犯罪、生态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而其解决此问题的途径，均选择了建设新城的做法。新城就是核心城市的“反磁力中心”。
从英国东南部城市群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设，伦敦作为工业革命的中心地之一，人口规模迅速膨胀。100年中，伦敦人口从1801年的95.9万人上升到1901年的453.6万人，大于巴黎，是美国纽约的3倍，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总和的12%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945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产业分配法》，推动伦敦城区的制造业向周边地区主要是东南部地区转移。1964年，英国政府提出发展对伦敦具有反磁力效应的第三代新城，这些新城主要设置在南安普顿—朴茨茅斯、切尔贝利地区。1968年，又提出依托现有交通道路，发展少数几个地区。在这一背景下，东南部的米尔顿凯恩斯、北安普顿和彼得伯勒等新城开始建设。至此，英国东南部的内部联系逐渐提升，在新城的建设和发展中不断与伦敦进行互动，推动了人口向周边“反磁力中心”一一新城的转移，减缓了伦敦这一核心城市因人口集聚带来的过大压力。《大伦敦规划（2011—2030年）》提出，通过区域合作，伦敦与周边地区联合打造泰晤士门户和伦敦—斯坦斯特德—剑桥—彼得伯勒这一英国成长型区域，加强跨区域的联系，扩展这一区域的人口和经济容量；重点投资建设与伦敦地区相联系的城市走廊，包括西部楔形地域、温德尔谷和伦敦—卢顿—贝德福德走廊。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解决人口、产业在东京过度集聚的问题，一方面构建一日交通圈，另一方面通过千叶、埼玉、茨城等新城建设，有效减轻了东京的人口压力，推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5.城市群的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城市群的规模和形态，但基于城市群所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体制差异，也会使不同国家的城市群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大体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市场主导型城市群发展模式。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英国东南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发现，交易成本的下降、对前后向的联系需求、对成本收益的考量催生了城市間的彼此联系和要素的相互流动，进而导致了资源要素在某一区域的集中。二是政府主导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在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为推动区域整合，纽约州曾于1897年立法，将曼哈顿、布朗克斯、国王郡（包括布鲁克林）、皇后郡和里士满郡合并成一个较大的城市，称为纽约城，并结合发展形势的需要组建了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大都市区、纽约一纽瓦克联合大都市区、费城—雷丁—卡姆登联合大都市区、波士顿—伍斯特—普罗维登斯联合大都市区等。英国政府也发布过《巴洛报告》《产业分配法》《1961—1981年东南部地区研究报告》等，以推动伦敦城区的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日本、法国等政府也针对东京、巴黎的扩张和人口过度集聚采取过一系列措施。近年来，围绕维持并提升全球竞争力，欧美国家也开始制定与世界城市及城市群相关的区域规划。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是后发国家普遍采取的模式，尽管市场的影响日益凸显，但经济效果不仅取决于各种市场力量，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动。政府通过内部的资源整合，促使某一区域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京津冀城市群如何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在经济规模上已经具有世界级体量，但在经济联系与功能分工上，不仅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国内的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从核心城市的功能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城市一一北京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但其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以雄安新区为龙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决策。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长期以来，河北中部由于缺乏大城市，导致该区域人口与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在加剧北京市“大城市病”的同时，也削弱了河北内生发展的动力。通过培育雄安新区这一新的区域增长极，使之成为北京的“反磁力中心”，可促进全国、全世界的经济要素向雄安新区集聚，有效带动雄安新区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而推进京津冀空间格局的优化。
除了雄安新区，应在河北选择一些具有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战略性功能区，通过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聚集。国家给予的强有力支持，必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发挥京津双城的引擎作用，提升对河北各市的辐射带动力。北京、天津两市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应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揮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主要通过分散疏解来实现对河北各市的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而天津主要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创新、改革、开放功能的延伸来发挥对周边河北地区的带动作用。
3.扩大河北城市规模，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明显“断层”。未来应重点推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重点城市加快发展，增强其他节点城市要素集聚能力。可适当增设地级市，同时，对具备条件的县，有序改市（区），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
4.加快建设沿海城市带，优化空间开发格局。依托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唐山曹妃甸区、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等战略性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加强津冀沿海港口规划与建设的协调，优化配置区域港口资源。加强港城互动，促进临港开发区与城市的有机融合。
5.推进京津周边市县区与京津同城化发展。推进北京大兴、天津武清与河北廊坊的同城化发展；推进北京通州、廊坊北三县（三河、香河、大厂）、天津宝坻区的同城化发展；推进昌平、延庆、怀来、涿鹿、赤城的同城化发展。河北省应支持廊坊、保定在全面放开外地人落户的同时，提升廊坊、保定等距离京津较近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为吸纳人口、产业向廊坊、保定转移创造条件。
6.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加快京津冀城际铁路的规划与建设，提升河北各市的通达能力。通过修建城际铁路，加强京津冀13个城市之间的联系。
将石家庄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冀中南的核心城市进行规划与建设。石家庄是北京南部将京沪铁路、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同蒲铁路连接在一起的枢纽城市，未来可作为京津冀的物流基地和北京的配送中心。 [db: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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