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

程光炜

摘要：莫言在军队服役21年，这是他从成长到成熟，文学创作从起步到走向高潮的最重要的时期。过去的莫言研究，实际上是他的创作研究，关于他小说世界之外的人生故事基本没有涉及。对一个经典作家来说，不把他的人生故事与其文学创作相互参照，加以对读，这种研究其实很难真正展开也无法深入下去。或者说过去的莫言研究就其思想和文学创作而言，除创作技巧和方法外，基本属于宏观史观范围，并没有重视到微观史观的问题，而我所说的微观史观，就经典作家研究而言，就是他的家世研究。直白地说，就是弄清楚他是怎么一个人的问题。

关键词：莫言；参军；转折；转业

参军入伍是莫言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架构中，参军、招工和上大学是农家子弟最彻底的解放。莫言拿出三万一千字长文的《我在部队工作二十二年》①、《莫言与王尧对话录》中的一万多字，以及《洗热水澡》、《故地重游》、《我的大学》等较大篇幅来叙述，部队战友杨永革、朱占才、王贤根、冯又松、曹可心、刘毅然、黄献国、轩宝玉、解宣文和朱向前也热情捧场，足见它对于作家之重要。莫言1976年21岁入伍，1997年42岁时转业，军队生涯长达21年。这个阶段横跨他小说创作的草创期、高潮期和长篇小说期的前半部分。他的思想和文学观也是由此萌芽、形成和成熟的。因此，“参军21年”既是观察莫言思想和创作的最重要观测点，也是研究者了解“莫言文学世界”最重要的窗口。本文不承担研究任务，只想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材料。

一黄县执勤哨兵

在已完成的莫言家世考证文章《生平述略》、《教育》中，我述及作家参军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在军队的某些生活，这里不再赘述。

因莫言在家乡受苦受辱的痛苦经历，他幻想的参军是“远走天涯”。可没想到，载新兵的汽车刚驶出高密三百多里就停了下来，这就是莫言当执勤哨兵的黄县，令他不免沮丧失望。“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开到海角天涯。”②等从军车上下来，莫言才知道，所谓的军营不过是丁家大院的民房，四周被村落包围着。这里不是天高云阔的野战军驻地，喊杀声震天动地的训练场，也没有热气腾腾的当兵生活。大院可能是总参设在黄县的一个秘密监听基地，充满诡异的气氛。十几个负责监听和机器维修的工程师，一个班的哨兵，基地也就二三十个人。为遮人耳目，这支小部队表面上隶属济南军区。莫言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执勤换岗，空闲时则在该部队的庄稼地里锄草、割麦和喂猪等等。③

这个既不像军营也非农家小院的微型军事部落，除技术干部外，有后勤战士八人，两个做饭，六个站岗。它的上级单位远在北京，就由黄县的一个团代管。院里有一个小办公室，经常传出发电报的声音，有神秘感，不知在做什么。警卫班每天两班轮岗，莫言和战友也不知道要警卫什么。但刚当兵还是高兴的，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旧居的墙上有一幅他穿军装挎着冲锋枪略现紧张的照片，眉眼间虽羞涩，却也透露出自豪感。像千百个离开农村的青年人一样，莫言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一到部队，我就想豁出去了，绝对不能落后，一定要争取进步。”不过，执勤站岗是很艰苦的，尤其是在夜里。莫言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黄县在渤海边，夜里的风特别大，深夜两点起来站岗就站在一个木板钉成的小岗楼里，黄豆大的石子被风吹得飞起来，打得岗楼‘啪啪响。远处就是大海澎湃喧哗的声音，穿两件大衣腿都冻得冰凉冰凉的，非常的绝望。”④也许是对这段艰苦生活记忆尤深的缘故，他最初创作的几个短篇小说，都与大海有关。这些习作虽显幼稚，却是人们了解作者这段经历的难得材料。

感觉到单调的执勤生涯不值得叙述，莫言把众人的视点引向他的“八小时”之外。消极地看，作家的这种叙述有可能是对军人执勤严肃性的损伤，可我们想全世界的军人即使有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对保持僵硬姿态、一连几小时的站岗可能都会沮丧；积极地看，它又是执勤生活的补充性材料，是一种全视角下军人生活的真实再现。于是我想到，使用原始材料来代替我的主观臆断，大概是一种最好的考证方法。对这看似笨拙的考证方法会招致的非议，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家的考证精神”一节辩护道：“人们有时候会以为，考证不过是平常的推理，历史学家组成的行会要求严守考证纪律是多余的。考证是博学成癖，是卖弄学识，是入行的标识。”然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错误了。遵守考证和渊博的规则，注明参考书目，这些并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标准。职业历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小说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但这些规则的功用首先在于训练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目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愿的苦修……此种态度正是历史学家这个行当的基本情操。”⑤

这就是我更愿意抄录而不愿展开分析的理由。《莫言王尧对话录》里写道：

下了岗，前面有几十亩空地，叫我们种地、栽白菜、割麦子呀，干各种各样的农活，比在农村干活还要累。也不训练，没有地方训练。我们刚去，班长说老百姓结婚，带我们闹洞房去。我们当时在部队里受的是严格的新兵教育，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要和老百姓保持鱼水关系，像男女有别之类的。他竟然带我们去闹洞房，而且是地主家娶媳妇，也去闹。后来传到我们代管的团长那里，发火了：这真是解放军里少有的现象，简直是奇耻大辱，居然有班长带着战士闹地主家的洞房去，是阶级斗争新动向。⑥

70年代中期，再次主政的邓小平在与四人帮斗争中被迫出局。这事发生于莫言在黄县当兵的前后，因此他的回忆中也布满了时代风云。《我在部队二十二年》一文说：

部队也放电影，像《春苗》啊，《决裂》啊。也会让我们去搞一些批邓的活动，而且济南军区也出现了几个反邓小平的英雄。有一个排长，就在邓小平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军委，说邓小平是复辟倒退，后来就说这是一个反潮流的勇士，一下子提拔到济南军区副政委的高位上去了，这个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几个战士就联名写信给上级领导机关，由我执笔，要他们来处理这个单位的问题，我们说我们都是农村青年，抱着满腔热情来保卫祖国、追求进步，结果来到这个单位，作风不正，军容不整，干部天天吵架，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素质，让我们非常绝望，希望上级领导能来调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把我们调到别的连队去，当时也有干部签名，一直往上告。上面领导机关看我们这个单位确实很乱，就派了一个工作组过来。青岛海军的一辆吉普车把他们送过来，住又没地方住，把我们战士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给他们腾出一个小房间。他们就天天调查，了解情况，开会也吸收了我参加，因为我签了名嘛。尽管有人对我写信持不同意见，但是上级的领导发现这个战士的字写得很漂亮、文笔很好，是有文化的，给他们留下了好的印象。⑦

工作组走了，莫言的时运来了。单位主要领导调走后，工作组成员、总局干部科的江干事留下来任代理教导员。江是江苏常州人，有文化，而且赏识莫言的才华。他大概是莫言最早的伯乐。

二在保定训练大队

1979年，莫言从山东黄县调到河北保定的57071部队训练大队（当地人称701部队），任新兵班长。新兵训练结束后，因莫言在黄县教过三角函数，被留下来做保密员兼政治教员。

莫言回忆训练大队时期的生活说：“我在新兵连只呆了十五天，队列技术是很差的，我心里很慌。我刚到部队的时候，老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在队列方面也没有下功夫，但到了这个环境，我想我必须好好表现。所以我就晚上自己练习队列，白天咬牙切齿地训练这些学员，有一次把一个学员训哭了。”⑧《莫言年谱》叙述他这时“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写作”，“因用脑过度，‘大把大把地掉头发”。⑨在战友牛占才眼里，“他给人的印象纯朴、憨厚、俭朴、真挚，平时少言寡语，接触时间长了，言谈间流露出内秀、知识面广，说话很有条理性，干什么都有股钻劲。在他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兼宿舍里，两个窗户和一扇门的玻璃都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中间放着一个三屉桌，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屋顶上吊下来一个25瓦的灯泡，周围也围上报纸，可能是为了保持微弱的光亮吧”⑩。

据莫言说，总局把他从黄县调到保定，本意想把他提干，但局里没名额，训练大队缺干部，于是大队领导对局里说，他刚来一个月，我们得考察一下，明年再提吧。“这恰好是1979年的年底，总政治部发来文件，不允许再从战士里面直接提干，必须经过院校或者训练大队的培训之后才能提。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二十四周岁，年龄也大了，到1980年就一下子搁浅了。”牛占才也说，到1981年莫言服役六年，年龄已26岁。上级文件规定，提干一是得经过院校培训；二是战士提干不能超过24周岁。“莫言两条都不符合，他面临的就是复员回乡。”他注意到，“有一段时间，莫言的情绪有些低沉，平时话语更少了”。但老天保佑，使他在人生夹缝中逆水而上。莫言心怀感激地叙述过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这时候江干事就千方百计地给我想办法。队列训练结束了，工院没有这么多教员，缺政治教员，他就问我，你能不能讲政治？这可是个机会。我一咬牙，说我试试看。当时讲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我就找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找了政治经济学的读本，死背硬记。那个时候记忆力比较好，而当时的政治课只能是照本宣科，你不可能发挥，发挥不好还发挥错了。谁能够在课堂上脱稿讲，滔滔不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的水平高。我年轻，记忆力好，是可以做到脱稿演讲。

练到这种程度，不光需要思维水平，还要克服口音的障碍。他心里明白：

河边有一片白杨树林，我一大早就跑到树林里对着树练习演讲，背诵要讲的内容。试讲了两次，反映还不错。刚开始很紧张，普通话也不会说，满口高密话。

结果这事让总局知道了，训练大队有一个战士，干着干部的工作，还能写小说。

终于，天降大任到保定训练大队这位极普通的士兵身上。莫言继续说：

我们局政治部萧里千副主任和宣传科王科长，到训练大队来视察工作。我在保密室听到训练大队的政委向局里的首长汇报工作，提到了我的问题。我们政委说，这个战士，水平还是蛮高的，能讲政治，能讲数学，而且发表了小说，被地方的刊物认为是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作为战士，二十五岁已经很大，但作为干部还是很年轻的。这是个人才，能不能作为特殊的例子照顾一下？萧副主任就对王科长说，老王，我们明天去听这个战士讲课，不要提前告诉他，明天讲课的时候进去就行了。我在保密室听到了，晚上我们大队政委也悄悄对我说了，让我好好准备一下。我知道胜败在此一举。本来第二天应该是讲新课，但是我觉得把握不大，临时作了调整，就是复习，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熟的一节。第二天我就讲了，两个班的大课，一百多个学员，我一去就看到萧副主任和科长坐在后面。刚开始的五分钟很紧张，舌头都感觉到不灵光，后来一想，有什么好紧张的？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几乎是倒背如流，非常熟，一堂课五十分钟，叽里呱啦从头背到底，嗓子大得让别的教室都抗议，说管教员一上课我们旁边教室就无法上课。宣传科长跟我们政委说，水平果然不低，但有待规范，假以时日，前途无量。后来我就回家探亲了，暑假期间，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大队政治处干事的一封信，说提干的命令下来了。一般的干部提干要体检、填表，很多程序，我什么也没有，直接下了命令。后来知道是局政治部萧副主任拿着我的小说，带着我们局干部科的科长，专程去了总参干部部，说这个战士确有水平，不提太可惜，总参干部部就说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特批，这样就提干了。这是1982年暑假，提干命令上的日期是1982年7月28日。当时我大哥带着我侄子正好也在家探亲，我把信给他看，他看了，也很高兴，正好我父亲从外边回来，我大哥对他说：“谟业（我的原名）提干了！”我父亲把信接过去看了看，一句话没说，扛着锄头就下地去了。我们知道他心里特别高兴。他就是这样，如果遇到不痛快的事，就拼命干活；碰到了高兴的事，他也拼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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