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

博古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本名秦邦宪。博古为化名，为俄语“上帝”（Бог）的音译。乳名长林，字则民，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之一。

家庭成员

父：秦肇煌

第一任夫人：刘群先

第二任夫人：张越霞

大女儿：秦摩亚，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二女儿：秦新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

二女婿：李铁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女儿：秦吉玛，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研究所任职，后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退休。

大儿子：秦钢。

二儿子：秦钢（大儿子和二儿子姓名完全相同）。

三儿子：秦铁（1940年－2012年9月18日），1964年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学习，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冲击。后来在天津远洋公司任职，担任船长。

人生经历

博古本名秦邦宪。其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秦邦宪是北宋词人 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无锡的秦家分为“河上秦”和“西关秦”，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是博古的第十五世祖，被称为“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曾经开创了无锡寄畅园。

秦邦宪幼年曾在无锡念私塾。不到9岁时，秦邦宪的父亲便去世了，秦邦宪兄妹三人和他们的母亲相依为命。

1921年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简称“苏州工专”）学习。在校期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时身为苏州学联负责人的秦邦宪闻讯后，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办了校学生声讨大会，并且率2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举行游行示威。从苏州工专毕业之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听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秦邦宪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决定让秦邦宪赴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使用“博古”作为化名。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是留苏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博古回国。1931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而被撤职。1931年4月，博古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1931年9月，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直至1935年1月为止。

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在王明去苏联后，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

1933年初迁到中央苏区瑞金，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当时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率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共中央派赴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参与恢复重建了南方13省的中共党组织，组建了新四军，营救了被中国国民党方面拘押的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1938年，博古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1938年，博古创办了《新华日报》。博古回到延安后，于1941年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博古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未进入中共七大产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等人由重庆飞往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主要著作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卡尔.马克思》等

故居

秦邦宪故居位于无锡城中崇宁路112号。故居原是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整组建筑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群布局完整、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四进江南民宅。而年仅24岁就担任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秦邦宪，随父母在1916年—1921年租赁了这里第四进的房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

秦邦宪参与创刊了根据地地区的《解放日报》，如今的故居内依然保存着《解放日报》泛黄的创刊号。故居内还收藏着秦氏后人捐赠的秦邦宪当年使用过的毛毯等旧物。故居大门上方挂有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题写的“秦邦宪故居”匾额;进门后便是秦邦宪的铜像，背后刻有由薄一波同志抱病题写的“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现故居完全保存着原状，面阔三间，硬山顶，呈晚清江南民居风格。1986中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儿女人生

长子秦刚：不幸早逝

长子秦刚是博古与刘群先的儿子。出生后，被奶奶带至无锡，后跟着叔叔秦邦礼辗转广州、香港。1949年后，张越霞将他接到自己家，在北京上大学，不幸染上肺病，于1954年早逝。

长女秦摩亚：终身执教

1933年，博古从上海去中央苏区以后，刘群先5月生下大女儿，取名摩亚，俄语是五月的意思。秦摩亚没有满月，刘群先就将她寄养在姐姐家里，自己也去了中央苏区。

姨妈家很穷，有7个小孩，加上秦摩亚，8个小孩挤住在三四平方米的阴暗小楼内。高小毕业失学后，为了补贴家用，秦摩亚去日本人的工厂做童工，帮别人洗衣服，后被一个重庆人以帮她找妈妈为由骗去他家当丫头。

1950年，张越霞请中组部派人将她接回北京。秦摩亚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在北京一中任教并主管全校学生教育工作，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先后在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语言学院、京师科技学院任副院长兼教大学语文，直至2001年。

秦摩亚勤于著述，写作和发表了与博古相关的文章约40万字。

次子秦刚：学习成绩最好

次子秦刚，家人叫他小秦刚，是博古与刘群先的儿子。1937年夏，党中央从保安县(今志丹县)往延安搬迁。搬迁途中，秦刚出生在离延安7里的崔村。秦刚小名叫阿福，上学前请爸爸给他取个学名，博古正在工作，想也没想，拿起笔写了个“秦刚”，他忘了他给大儿子取的名字就是“秦刚”。

次子秦刚是博古的儿子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先在哈军工学习，后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机械设备专业学习。回国后，他先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授、实验室主任、轻小型飞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他还编书和写作，成就斐然，多次得奖和受表扬。

后来，秦刚腹内长了个动脉瘤，开刀顺利切除。不久，又长一个，他说：“我明天不去切，后天要去游泳。”想不到在游泳时动脉瘤破了，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了人世。

次女秦新华：为纪念《新华日报》出版而得名

秦新华是博古与刘群先的女儿。她是1938年《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时出生的，博古给她取名新华。她说：“爸爸给我取了个好名字。”秦新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的夫人，曾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现任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会长。纪念博古百年诞辰和一切学术活动，都是她与有关单位联系安排的。

三女秦吉玛：博古生前不知道的女儿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送部分身体不好的同志到苏联疗养，包括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等。刘群先已经怀孕。

1940年6月30日，刘群先在莫斯科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吉玛(俄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后来，刘群先与金维映等人在德国飞机轰炸中牺牲。

博古自1930年回国后，再没去过苏联，所以博古生前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女儿。1954年，秦吉玛和在苏联长大的一些孩子一起回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名苏联护士抱着半岁左右的秦吉玛，后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写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是刘群先亲笔题写的。有一天，张越霞接到通知，说让她到中组部领博古的女儿。张越霞很是纳闷：从来没听说还有这个孩子。等见了面一看，她觉得秦吉玛长得挺像博古，就把她领了回来。秦吉玛和秦摩亚一样，都没见过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也极为短暂，对父母都没有印象。

秦吉玛他们这一批留苏的孩子回国后，都进入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因为他们一句汉语都不会讲，育英小学特地给他们开了一个班，为他们补习中文。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俄国化，喜欢吃西餐，不会用筷子，全部用刀叉。后来秦吉玛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装备部驻大连红旗造船厂当军代表。临行前，她和同学李海渊确定了恋爱关系。李海渊和他妹妹李海文都是研究党史的，对博古都称赞有加，他们相处很好。

三子秦铁：小时候不肯在坟前给父亲磕头的儿子

1940年出生博古的小儿子秦铁，是博古与张越霞的儿子。他在1946博古牺牲时还不大懂事，想着爸爸答应去重庆回来给他买的礼品拿不到了，妈妈张越霞让他在坟前给爸爸磕头，就是不干，最后不得不勉强跪了一下。可是，他长大后却完全不同了。

秦铁走了许多博古战斗与工作过的地方，有许多新发现，也纠正了不少以前的错误说法。他现在唯一的心事就是研究与表达博古真实的一生。

2007年6月纪念博古诞辰百周年时，秦铁将他保存的博古笔记中《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交给他父亲在《解放日报》的同事笔者，编入《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2012年9月18日，秦铁在北京家中去世。

毛泽东说博古

毛泽东第一次说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谁呢？我想首先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两天，博古主持会议，请大家向自己“开炮”提意见，他同意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张闻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闻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革军委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另一次不指名地说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个“把全党团结起来”，包括博古，领导人中有博古，一般党员中也有博古。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是周恩来下作战决心的助手；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博古与周恩来又主张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与毛泽东。接着，又改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此组成“毛正周副”。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张、博、周等又赞同毛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为书记，博古为一般政治局委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作总结报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与蒋介石谈判，使蒋介石发表与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蒋介石释放陶铸、钱瑛等100多名中共党员；重组与新建南方13个省的省委和省工委；发展党员67780人；把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要国民党批准在国统区创办党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与毛泽东一起统率新闻大军，创建党的新闻事业的高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阴谋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发表朱德致蒋介石信，又连发三个头版新闻，揭穿国民党阴谋。蒋介石与国民党连喊“误会”、“误会”，并撤退进攻大军。各中央局向中央请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怎么解释，中央答复：“看《解放日报》怎么说。”

上述情况，毛泽东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记在心里。但回忆遵义会议时，他又强调：“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毛泽东那时是心里有数的，他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对王明、博古的评说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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