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丽的昨天和今天

丈夫去世后，何鲁丽把他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5年。屋里的一应家具，包括大小摆设、物品都完全如他生前一样，只是主人不在了，变成一张照片。早出晚归的何鲁丽，一进屋就看到荣国煌在镜框里向她微笑，照片前鲜花与水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丈夫走后，80高龄的公公尚在，为了老人的健康，何鲁丽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凶讯。“我怕他老人家经受不了。”后来公公去世了，她才打开话匣子，向我情深意长地回忆起荣国煌:“他不在，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塌了一大块儿，5年了，还是这个感觉!”
每逢丈夫的忌日，她都带上一束鲜花，到万安公墓。她的父母和丈夫都长眠在京郊这所著名的公墓。她准备把被国民党特务炸死的妹妹，也从法国公墓迁过来，安葬在父母的脚下。在海外的何鲁丽的大儿子和她的侄子们，但凡回国探亲，也一定要来扫墓。“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规矩，不来这里，就像缺了魂儿似的!”她说。
作为一个非共产党的副市长，何鲁丽没有陪衬感。她说:“在北京市政府这个集体里工作，身心都很愉快。在我分管的口里，我是有职有权的。”正如张百发副市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跟何鲁丽可是肝胆相照的。”
谈到她履新全国政协副主席，她深感“责任更重，任务更重，”因为这意味着她能够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参政议政。她说:“作为参政党的代表，不但要把自己所代表的民革成员的意见、还要把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反映给决策层，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我将努力学习，尽快转变角色，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
结束了对何鲁丽的采访，我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溶入北京大街小巷的人海里。她就像一滴水溶入大海，那么普通，那么自然，很少有人会想到她那传奇般的家世和不寻常的人生之旅。
(吴任远摘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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