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伟大”的由来

胡鹏池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那天上午9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
10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3+1=4了。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二、“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页。以下简称为“阎书”）
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阎书57页，55—58页）
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
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阎书57页，55—58页）
三、蒯大富与“四个伟大”
1966年8月24日，贺鹏飞带领清华大学红卫兵用铜头皮带驱使一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拆除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不久，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垮了台，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崛起。蒯大富等决定在二校门原址修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春末，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
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
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四、“四个伟大”的林彪题词提前发表
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
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从上述报道中，人们清楚地看出林彪题词的缘由是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本没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清华文革的大事日志》描绘了那天清华园内的热闹景象：
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展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原蜀有、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3页）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通过时间的提前，缘由的变更，林彪题词的分量加重了，“五一节”的分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分量却降轻了。人们看不出林彪的题词与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不明真相、不知就里的校外群众甚至会认为蒯大富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只不过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题词”而已。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学回忆说：“这个题词，确实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听蒯不止一次地说林副主席答应给题词。”“到了五一前，又听说，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那天题词到了清华，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我参加了。我们排成一排，一位举着题词左右走让大家看。去年我问过蒯，这个原字哪里去了？假如在，就值钱了。蒯说，后来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地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大跃进以来的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1人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义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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