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薮

为了把谷仓堆满谷子，我公便去开荒，在山腰上，种大片大片的黃豆。他把黄豆卖出去，买稻谷回来。买回来的稻谷，他挑一担去吊酒（郑家坊方言，吊酒即酿酒）老八那里，吊满缸的谷烧。“一分酒，一分力。没有酒，做不了事。”我公说。作为一个家，还有比谷仓更好的器物吗？没有。这是做谷仓的木匠师傅说的。

无论是早稻，还是晚稻，新出的稻米，我都十分喜爱吃。筲箕畚半斗米，在清水里漾，一手托着筲箕底，一手拉着筲箕角，漾着漾着，米灰漾了出来，白白的，在清水氤氲开。鳑鲏围了过来，翕着扁嘴，吞米灰吃。淘洗了的米，在盆里浸半个小时，米变得圆润白胖，如刚出生的蚕蛹。米吸透了水，白得透明。水在锅里翻滚咆哮，白水泡对大地发出了热切的呼应。米倾入锅里，干裂的木柴架三块在灶膛，烧得啪啪响。米七分熟，把米捞上筲箕，慢慢晾干变硬。锅里的剩米继续煮，米汤变稠变糊，锅边的米汤烫干，成了笛膜一样的汤膜。撕一块下来，含在嘴巴，糖一样化得无影无踪。

筲箕里的饭胚，在中午，用饭甑蒸。饭胚紧紧抱在一起。仿佛它们在前世已相熟，曾是一座屋檐的亲人。如今，它们再也不想分开。它们在烈火中相逢。它们紧挨着耳语，说着各自的思念，各自的际遇。它们说起了蛙声和雷声，说起了麻雀和虫瘟，说起了炙烤的太阳和肥软的泥土。它们一生要说的话，在一个饭甑里说完。它们慢慢松开，蒸汽让它们脱胎换骨，沐浴中涅槃再生，如珍珠一般洁白。我们打开饭甑，饭香随着蒸汽扑腾过来。饭，出现在我们碗里。站在饭甑前，我每每无由地激动，像一个雪夜归人突然站在家门前。屋里熟睡的双亲安然，油亮的灯光轻轻摇曳，火炉上还温着半壶水酒。

我爱吃饭，低着头，吃得很认真。一次，我爸问我：什么东西最养人。我毫不迟疑地说：米饭。他又问我：什么东西最伤人？我看着他，嘴巴里鼓着饭。我爸说，最养人的东西，也最伤人。我爸伸出了手掌，给我看。那是一只皲裂的手掌，如干旱的田。“手掌就是一张田的脸，你看清楚了吧？！”我爸说。

从一粒谷子，到一碗米饭，我不知这之间的路程有多远。田埂路就那么一截，我们四季地走。暴雨中走，烈日中走。挑担走，荷锄走，空手走。我们蹒跚。我们踯躅。每次走，那么兴高采烈，那么无可奈何。我们跋山涉水，冒着严寒酷暑，风雨兼程。我們携带着空空的胃，来到了人世，日日填满胃的也只有米饭了。在秋分那天，我们会深切感受到，人对谷的膜拜。这天，是饶北河一带庆丰收的节日，在田畈，乡人抬着稻草扎的谷神，沿着田埂走，打锣敲鼓。我们穿红绿的衣裳，墨水画眉毛，红笔水涂唇。谷神扎得高高大大，穿着大红的衣服，戴着四角帽，高鼻隆起。我们抬着憨笑的谷神，欢呼着。

1986年夏季，我考上师范学校，我爸卖了两平板车谷子，卖了 55元。我缴学杂费需 33元，他给我 45元。他的手出了很多汗，把钞票捏得湿湿的。我爸给我 40元，忍了一会儿，又抽一张 5元钞给我，说，留 10块钱给你妈，你妈好几年没做一身衣服了。他的声音很低。我接过钞票，看了看他，又把钱全部塞还给他，说，等开学再说吧。入学通知书是乡干部正洪叔送来的。正洪叔爱喝酒，和我爸说了很多话。第二天凌晨，我跟邻居去分水岭砍木柴。木柴晒两天，卖给邻村的瓦窑场。我砍一天木柴，可以卖 1.35元。开学的头一天，我卖柴共卖了 17.5元。

大概在 1996年，村里大部分农田，无人耕种了。村前的水田被占用，建了房子。村里的劳力，都去了浙江、广东，做手艺或收破烂或拉货，极少的人进了工厂。我爸是个老式的人，他不舍得荒废田地。他说，种一亩田，雇人翻耕栽种收割，亏 120块，但作为一个种田人，不能以亏盈来衡量种谷，谷子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商品。

2006年，老屋拆除，建了新房。我公建的大谷仓，拆了一大货车的木板。我爸真是心疼。他提一个圆篮，拎了酒菜，去给他爸上坟。他告慰他爸，说，爸啊，自1月 1日起，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大谷仓用不上了，今天拆了。他说得很动容。他又说，我们十五口的大家庭，分了四家，我们不需要屯粮了，没谷仓，我们也有吃不完的粮食，我们不会忍饥挨饿了，爸放心吧，多多庇佑一家人平安。

我公是个舍不得浪费一粒米的人，桌上落了一粒饭，他也手摸上来吃。他的碗不留一粒饭。他多次跟我讲“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村里粮食吃光了，野菜都吃光了，幸好家家有不多的自留地，保了人命，不至于饿死人。他说，把谷种在田里，就是把自己的命种在田里，谷子和命是一样金贵的。我也是舍不得浪费饭粒的人。每次我儿子留了饭在碗里没吃，我会说：把饭吃完，别浪费了大米。他不看我，也不作声。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段，想吃一餐饱饭，有多难。白饭里掺了一半红薯渣，吃得舌苔生疮。我在郑坊中学读书，饿得受不了，叫我爸一个星期给我三毛钱，可以每个早餐买一个馒头吃。我爸拍拍口袋，一分钱也没有。”我儿子可能嫌我烦嫌我唠叨，有时杠我，说：“时代不一样了。你那个是物资匮乏的时代。”

扛了我两次，我很认真地把儿子拉在身边坐下，对他说：“儿子，你说得有理，时代是不一样了。但你想过为什么不一样？发生巨变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儿子看着我，摇摇头。我暂且不告诉他答案。他还在读初中，他还不会想这些。让他自己长大了之后思索。我说：任何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没有粮食，人会大面积饿死，粮食就是我们的父母，珍惜粮食就是尊重父母。

我儿子还小，他还不知道饥荒是什么。他不知道前苏联分别发生在 1921～1922年、1932～1933年、1946～ 1947年的三次大饥荒，饿死人数超千万。他不知道津巴布韦、叙利亚等国家，正发生粮食严重危机。他不知道朝鲜每次发生大饥荒，饿死数十万人，甚至百万人，夜间挖坟偷吃尸体。儿子还在温室中生活，他不知道从田里种出一担谷子，有那么艰难。

每次回到枫林，我看到山垄里曾经的高产农田，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芦苇，我内心有说不出的痛，很苍然。那些农田，都是祖辈父辈肩挑背扛改造出来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加速度逃离土地。我认识一个菜农，姓徐，三十多岁，在田畈里流转了 120亩田，种有机菜，每天早上四点，开 42公里车程，把菜拉到上饶市菜品市场批发。他守了十三年的田。今年，他放弃了，不是因为辛苦，而是他孩子上初中了，在县城读书。他不忍心把孩子放在乡下中学读，乡下中学的教学质量实在太差了。他被迫放弃种菜，去城里开早餐店。

厚土，太沉重，他们难以背负，也不会有期望，更不会以生相守。他们或许并不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并拼尽全力安居下来。无处可走了，他们才会回到出发之地，作最后的安息。郑家坊田畈，五分之二面积种植一季稻了，五分之一面积种葡萄，余下五分之二撂荒或种菜。这二十年，在田畈，我再也没见过遍地泱泱绿苗的暖人景象。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一代接一代以倍数递减，消失也是未来的一种必然。

但我仍然喜欢在晚边，走田埂路，水稻轻扬，稻浪层层。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情，我会排空。水稻，是一种和我们肉体黏连的植物，一年生禾本科稻属草本。我们的肉身，是水稻的化身。

我爸妈都已八十多岁了。我尽可能多回去，陪他们。他们像老去的水稻，在枯败。我爸是心性乐观的人。他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有一次，我对我爸说，田畈荒了那么多田，我想包一些田来种。我爸说，你不是种田的人，那个心，省省吧。我说包田种，不一定自己耕田栽秧。我爸说：有那么好种的田啊？不一心一意去干一件事，干不好。他是一个说话很干脆很直白的人。说起种田，他很有兴致。他说：“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粮食史，丰衣足食，也只有这个时代才彻底实现。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要做的事。我这一代，是白手起家，抚养你这一代人长大;你这一代，是建自家房子建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培养孩子;你孩子这一代干什么呢？他们自己会想，但肯定不是回枫林种田。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完全实行机械化操作，一畈田，要不了三十个人，全解决。”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说话带有别人不可质疑的语气，即使老了，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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