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胭脂》的悬念艺术

（二）人物性格趋向多元化
蒲松龄对这一剧情的安排体现了他较为超前的思想，清官不再都是神一样的人物，而是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既然作为普通人必定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包青天”似的人物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吴南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有优点，有缺点，肯定不会是完美无瑕的，这样人物的形象就多元化了。
小说中的太守吴南岱，审理胭脂父亲被害案件时，发现胭脂证词中的矛盾，进而深入细致地审问，查出王氏这一线索，由此摸出了宿介这条“漏网之鱼”，进而为鄂生洗脱了冤屈，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然而他在对待宿介时，却一改以前认真负责的作风，只是抱着宿妓的都不是好人的成见，对宿介处以刑罚，导致另一个无辜的人被冤，似乎又显得他很无能，不辨是非。小说写了这样“中间人物”，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人物多元化的性格，敢于突破，勇于创新。
吴南岱是古代公案小说上的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蒲翁对这一人物的复杂个性把握得比较准确。吴南岱本意是尽心尽力渴望抓住凶手为鄂生洗清冤屈，但实际上却相反，出发点是好的落脚点却是错的，这并非他人格有缺陷，而是能力不足，在复杂多变的案情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时候他就只能主观臆断。他是一个拥有生命动力、真实的官员，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能独立的行使的自己的权力，做出符合性格特征的举动。“从以往公案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单一化，进展到《胭脂》中吴南岱性格的趋向多元，这标志着中国公案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6]
四、出其不意解决悬念
在古代中国，判案技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和精确，比如DNA检测、指纹鉴别，当时断案只能根据现场遗留的少许信息和判案官的推理论证来解开案件的谜团。蒲松龄《胭脂》中的断案官利用犯罪敬重、畏惧鬼神的心理，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出其不意的方法以及巧妙的逻辑推理揭开悬念。人们由此称判案官施愚山最为贤能。
施愚山在仔细地阅读了宿介的状词后，发现了悬疑，又从宿介强抢到胭脂的鞋到进入王氏家时绣鞋还在的信息，追问王氏还有没有其他情人，查出了无赖毛大等人。这些周密、谨慎的逻辑推理为案情的发展打开了思路，进而为查出真凶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但是接下来案件再一次陷入困境之中，这么多的嫌疑犯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施公这时开始施展他的智慧，把这些嫌疑犯抓捕归案，等人犯到齐之后，带着他们去城隍庙跪在香案前，对着神明自首，请求宽恕。可是众人都在刑具面前也拒不认罪。施公让人用褥子遮住窗户，不留空隙，然后叫几个人进入黑暗中，让他们在之前就放好烟煤的水盆里净手，而后“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逐个检查每个人的后背。结果发现只有毛大“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7] 就此案件终于告破，经历了三次审判，最终结案。 ?
施闰章在城隍庙中判案的經过，正是利用人们当时敬畏鬼神信奉神灵的迷信心理，来进行潜心布置，最终捕获凶手。这种做法我们现在看来似乎有些荒唐和可笑，但从中不难看出施闰章非凡的聪明才智。他通过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巧妙的方法，由胭脂到王氏，由王氏到宿介，由宿介再到毛大，环环相扣，查出真凶。仔细揣摩，施公的思维方法不得不让人佩服，这一切还得归功于蒲松龄悬念解决得出其不意。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这样自白：“……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8]由此可知《聊斋志异·胭脂》中悬念设置是他对社会的感悟，是他四十年心血的凝练，体现出这位文学大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渴望清贫政治的远大抱负。
四、结语
悬念构造的别具匠心直接吸引了读者的兴趣；设置悬念的自然巧妙勾起了读者阅读的好奇心；表现悬念的新颖独特进一步推动悬念的发展；解决悬念的出其不意让人回味无穷。所以说《胭脂》成为文言公案小说的丰碑，这和蒲松龄在文中独特的悬念艺术运用是分不开的。综上通过对悬念的构造、设置、表现和解决的探讨，可以看出蒲翁高超的悬念创作艺术，爱憎分明的性格以及博大的胸怀。
参考文献：
[1]严薇青，朱其铠选注.聊斋志异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4：546.
[2]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69.
[3]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0：1996.
[4]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106.
[5]杨春亮.论《聊斋志异》公案小说的创作艺术[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0：19.
[6]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74.
[7]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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